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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传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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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藏医藏药网    添加人:中国藏医藏药    添加时间:2007-07-27 8:45:43

传入中国汉族地区的佛教,经过长期的经典传译、讲习、融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形成具有民族特点的各种学派和宗派;并外传朝鲜、日本和越南。

    历史 佛教传入中国汉地年代,学术界中无定论。古代汉文史籍中,有秦始皇时沙门室利防等18人到中国的记载。据《善见律毗婆沙》记述,在阿育王时代,佛教第三次结集后,曾派大德摩诃勒弃多至臾那世界(原注:汉地);派末世摩至雪山边国,西藏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称达摩阿育王时,高僧善见至大支那弘法。南传佛教史书则称派末世摩至支那。以上这些布教活动因无译述遗迹传世,无法证实。

    初传 汉建元二年至元朔三年(公元前139-前126),张骞出使西域期间,曾在大夏见到从印度贩运去的蜀布、邛竹杖,说明当时中印之间已有民间往来,可能佛教也随之传入汉地。汉武帝还开辟了海上航道与印度东海岸的黄支等地建立联系。近年考古发现,东汉时的四川彭山墓葬中已有佛像,江苏连云港孔望山佛教摩崖刻像初步证实也属于东汉时期。东汉明帝于永平八年(65)赐楚王英诏言其“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可见当时已有佛教传人。经典的传人,据传始于汉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博士弟子景卢以浮屠经(佛典),但究为何经,已失传无闻。历来均以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谴使西域取回《四十二章经》为佛法传人中国之始。此说是否为历史事实,近代颇有争议。因当时西域发生战乱,交通断绝,至永平十六年才开放。因此,只能推定大概在公历纪元前后,佛教开始传人汉族地区。传播的地区以长安、洛阳为中心,波及彭城(徐州)等地。当时有人认为佛教是一种神仙方术,故桓帝将黄帝、老子和佛陀同祠,“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把沙门视同方士。

    三国时期 承汉之后,天竺、安息、康居的沙门如昙柯迦罗、昙谛、康僧铠等先后来到魏都洛阳,从事译经;支谦、康僧会等前往吴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弘法。支谦深得孙权礼遇,拜为博士;并为康僧会建立寺塔。昙柯迦罗、昙谛精于律学,译出摩诃僧祗部的戒本《僧祗戒心》一卷。主张僧众应遵佛制,禀受归戒,为汉地佛教有戒律、受戒之始。昙谛也在白马寺译出《昙无德羯磨》一卷。此外康僧铠还译出《郁枷长者所问经》和《无量寿经》等4部。吴国译经,始于武昌,盛于建业。支谦专以译经为务,所译典籍广涉大小乘经律,共88部,l18卷,现存51部,69卷;康僧会译出《六度集经》9卷等。当时译经,大小乘并举。小乘经典强调禅法,注重守神养心(“守意”);大乘偏重般若。这个阶段的译经工作和对教义的宣传、研究,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打下了初步的思想基础。此外,这个时期的寺塔建筑、佛像雕塑也各具规模,但今存极少。

    南北朝 南朝宋、齐、梁、陈各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笃信佛教,自称“三宝奴”,四次舍身入寺, 皆由国家出钱赎回。他建立了大批寺院,亲自讲经说法,举行盛大斋会。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82700余人,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就有大寺700余所,僧尼信众常有万人。北朝虽然在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时发生过禁佛事件,但总的说来,历代帝王都扶植佛教。北魏文成帝在大同开凿了云冈石窟;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为纪念母后开始营造龙门石窟。北魏末,流通佛经共计415部,1919卷,有寺院约3万余座,僧屁约200余万人。北齐僧官管辖下的僧尼有400余万人,寺庙4万余座。在南北朝时,有大批外国僧人到中国弘法,其中著名的有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真谛、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中国也有一批信徒去印度游学,如著名的法显、智猛、宋云、惠生等曾去北印度巡礼,携回大批佛经。

    隋唐 佛教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无论在思想上和经济上都为隋唐时期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创造了条件。隋文帝统一南北方朝后,即下诏在五岳胜地修建寺院各一座,并恢复了在北周禁佛时期所破坏的寺院、佛像。在首都大兴城(汉长安城东南)建立了执行佛教政策的国家寺院——大兴善寺。仁寿(601-603)年间在全国建立了111座舍利塔,并广置译场,罗致中外译师、明僧进行翻译、疏解佛教经典。炀帝继文帝的保护佛教政策,在扬州建立了著名的慧日道场等,作为传播佛教的据点,并继续发展前代的译经事业,佛教十分兴盛。仁寿年间,全国有重要寺院3792所,度僧23万人,写经46藏1328616卷,修理旧经3853部,营造大小石像106580尊,修复旧像1508940尊。

    唐代是中国佛教臻于鼎盛时期。唐朝帝王虽然自称是道教教祖老子的后裔,尊崇道教,但实际上是采取道佛并行的政策。唐太宗在清除割据、平息骚乱时,曾得僧兵之助,在即位后,下沼在全国“交兵之处”建立寺刹,并在大慈恩寺设译经院,延请国内外名僧进行译经、宣化事业,培养出了大批高僧、学者。高宗继位后,在帝都和各州设宫寺,祈愿国家安泰;武则天更令各州设大云寺。终唐之世,佛教僧入备受礼遇,赏赐有加。不空和尚曾仕玄宗、肃宗和代宗三朝,出入宫门,封肃国公;入寂后,代宗废朝三日,以示哀悼。唐时中国名僧辈出,对佛学义理上的阐发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前代, 因此为建立具有民族特点的很多宗派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佛教信仰深入民间,创造了通俗的俗讲、变文等等文艺形式。在建筑、雕刻、绘画、音乐等方面,建树很大,丰富了中国民族文化艺术的宝库。在唐时有大批外国僧侣、学者来我国从事传教和译经事业,中国也有不少僧人(如玄奖、义净)不辞艰辛去印度游学。中国佛教宗派开始传入朝鲜、日本、越南和诃陵(今印度尼西亚),加强了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宗教、文化和商业的关系。但是,到了会昌五年(845),由于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原因,发生了大规模的禁佛事件。武宗下令没收寺院士地财产,毁坏佛寺、佛像,淘汰沙门,勒令僧尼还俗。据《唐会要》记载, 当时拆毁的寺院有4600余所,招提、兰若等佛教建筑4万余所,没收寺产,并强迫僧尼还俗达260500人。佛教受到极大的打击。

    隋唐佛教义学蓬勃发展,促成大乘各宗派的建立。重要的有智顗的天台宗;吉藏创立的三论宗;玄奘和窺基创立的法相宗;道宣、法砺和怀素分别创立的律宗,有南山、相部和东塔三家;由北魏昙鸾开创,隋代道绰相继,而由唐代善导集成的净土宗;弘忍的弟子神秀和惠能分别创立的禅宗,有北宗和南宗,在唐中叶后又陆续出现“禅门五家”,即沩仰、临济、曹洞、云门和法眼五派; 法藏创立的华严宗;由印度僧人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和惠果所奠定的密宗。这些宗派创立之后,随着隋唐中国对外交通的开拓,不久即传播海外。

    两宋 北荣初期,朝廷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建隆元年(960)普度蹭人8000人,继之又派行勤等157八赴印度求法,并使张从信于益州(今四川成都)镂雕大藏经版。太平兴国元年(976)又普度僧人17万人,五年设立译经院,恢复了从唐代元和六年(811)以来中断达170年之久的佛经翻译工作。同时,西域、古印度僧人携经赴华者络绎不绝,至景祐(l034-1037)初已达80余人。译经规模超过唐代,但成就稍逊。宗派以禅宗特别是临济、云门两派最盛,天台、华严、律宗、净土诸宗稍次。由于各宗互相融合,提倡“教(天台、华严)禅一致”、“净禅一致”,因而广为流行华严禅、念佛禅等等。另外,在天台宗中分为山家、山外两派,而在民间念佛结社特别兴盛,影响极大。天禧五年(1021),天下僧尼近46万人,寺院近4万所,为北宋佛教发展的高峰。徽宗时(l101-l125), 由于朝廷笃信道教,曾一度下令佛道合流,改寺院为道观,佛教一度受到打击。

    南宋偏安 江南佛教虽仍保持一定盛况,但由于官方限制佛教的发展,除禅、净两宗外,其他各宗已日益衰微,远非昔比。禅宗不立文字,不重经论,因而在会昌禁佛和五代兵乱时所受影响较小。净土宗强调称名念佛,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名号,简单易行,且北宋以后禅教僧人又多归宿净士,故能绵延相续,直至近世,仍甚盛行。

    宋儒理学一方面汲取佛教华严、禅宗的思想,从而丰富了它们的内容,另一方面又批判和排序佛教。排佛者中最著名的是欧阳修,但欧阳修的排佛思想曾受到契嵩和尚、宋朝宰相张商英、李纲和刘谧等人的反对。张商英作《护法论》创三教调和说,认为孔子之道与佛教所主张的识心见性、无上菩提之道无异,儒以治皮肤之疾,道以治血脉之疾,佛以治骨髓之疾,三教本旨无违。刘谧的《三教平心论》也发挥了同样的旨趣。

    元明清 元代的统治者崇尚藏传佛教,但对汉地佛教也采取保护政策。佛教中的禅、律宗等继续流传、发展,寺院林立,僧尼众多。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全国有寺院42318座,僧尼21.3万人;中央和地方设有严密的僧官制度,加以监督,颁行了《敕修百丈清规》,雕印了著名的普宁寺版的大藏经。

    明万历以后,祩宏、真可、德清、智旭四大家出,进一步发展了对内融会禅、教、律等宗学说,对外融通儒、释、道三家的风气,所以深受士大夫的欢迎和一般平民的信仰,并使佛教更加具有中国的特色。

    清初皇室崇奉藏传佛教,对汉地沸教采取限制政策。康熙时禁令稍弛,迎请明末隐居山林的高僧重返京师,使已经衰微的佛教一时又呈现出活跃的气象。雍正虽重视体系的思想渊源之一。此外,一批名僧如月霞、谛闹、圆瑛、太虚、弘一等也都奋起从事振兴、弘扬佛教的工作,使佛教产生了新的气象。

    经典传译与编纂 随着佛教的传人,来华西域僧人和佛教学者日益增多, 译经事业也随之发展。 自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至北宋靖康元年(1126)的千余年中,共有译师230多人,其中有史可证的印度在华僧入计71人。译出经、律、论5700余卷(现存),加上其他佛教著作和汉地著述,据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收录为13520卷。

    大乘经典的传译 佛经的大量翻译,始于东汉桓帝时(146-167)到中国的安世高和灵帝时的支娄迦谶。安世高虽以传译《安般守意经》等小乘经典为主,但其译籍中已有大乘经典。东汉光和二年(179),支娄迦谶译出《道行般若经》;西晋永平、元康之际,无罗叉、竺叔兰译出《放光股若经》;这些大乘经典开始流行,即与汉文化相结合。 当时学者常以佛经与中国道家思想相比附,认为经中有关“空”的思想和老庄“无”的思想一脉相通。这对魏晋玄学的发展颇有影响。如王弻提出的“得象在忘言”、“得意在忘象”的玄学命题和般若理论有密切的联系。

    三国吴支谦于黄武二年至七年(223—228)间译出《大阿弥陀经》、《维摩经》、《大般泥洹经》等;魏康僧铠于嘉平四年(252)译出《无量寿经》;晋竺法护于大康七年(286)译出《正法华经》等154部309卷,其中包括般若、法华、净士等大乘经典。后秦弘始三年(401), 鸠摩罗什至长安,以后十余年间,广译般若系经典及龙树、提婆的论典共74部384卷。昙无谶于北凉玄始十年(421)也译出《大般涅槃经》40卷;佛陀跋陀罗于东晋义熙十四年至元熙二年(418-420)译出《华严经》60卷;求那跋陀罗于南朝宋元嘉二十年(443)译出《楞伽经》4卷;菩提流支于北魏永中元年(508)译出《十地经论》12卷;真谛于南朝陈天嘉四年(563)译出《摄大乘论》3卷及《摄大乘论释》12卷;唐显庆五年(660)玄奘译出《大般若经》600卷;般若系经典的传译工作基本完成。其后,不空与善无畏又分别译出《金刚顶经》、《大日经》等。这些大乘主要经论的传译、僧人、学者竟相研习,形成天乘佛教思想发展的主流。

    大藏经的编纂 佛教及其经典传人中国前,印度已有四次三藏(经、律、论)的结集,内容全属小乘。小乘三藏汉译多届北传之本。但自汉末迄宋,译出经籍6000余卷,则多属大乘,《开元释教录》著录1076部,5048卷,皆为写本,自北魏起始有石经,以隋代开始所刻房山石经最为完整。木版刻经,始自唐代,至宋开宝年间始刻全藏,历元、明、清、民国至今共编篡印行木刻和排印本大藏经22种。宋《开宝藏》初刻时共5048卷;金《赵城藏》共6004卷;元《普宁藏》共6004卷;明《万历藏》共5997卷;清《龙藏》》7168卷;民国《频伽藏》8416卷。近年,中国正在编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拟收23000余卷,集汉译佛典及汉地佛教著述之大成。佛教原典,除巴利语大藏经尚较完整外,大乘梵文原典大多失传,幸赖汉译得窥其内容,因而对佛学研究贡献甚大。

    僧伽制度 出家僧众遵行的戒律,汉地相传有五部。自唐代律宗兴起,推行《四分律》,基本上保持印度传统,但也具有自己的特点:1、出家僧徒自道安以后一律以“释”为姓;2、憎徒必须素食;3、不行乞食,安居寺中修行,生活由寺供养;后来禅宗提倡农、禅兼修、僧人可务农自养;4、僧人受菩萨戒,唐代已有烧身供养以示愿行坚固,以后逐渐变为燃顶(烧香疤)。1983年12月,中国佛教协会在《关于汉族佛教寺庙剃度传戒的决议》中,认为这种习惯“并非佛教原有的仪制,因有损身体健康,今后一律废止”。寺院一般都有住持(方丈)、监院、维那、知客等僧职。唐末禅宗盛行后,逐渐在全国寺院推行改订的《百丈清规》,对僧徒诵经的仪式和参禅、普请等活动,作了具体的规定。

    佛事活动与节日 主要有忏法、盂兰盆会等。忏法原为佛教忏悔罪愆的仪则和作法,起于晋代道安和慧运,历代相沿。孟兰盆会盛行于唐代,为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日举行供佛及憎超度先灵的法会。宋以后又有水陆法会和输伽焰口,用以为众积聚“功德”超度先灵。半月布萨之制,在汉地早已形成习惯,每逢朔望之日,聚集礼佛、供养、诵经。

    佛陀诞辰(农历四月初八)、成道日(农历腊月初八)、涅槃日(农历二月十五日)皆为佛重要节日,其中以佛陀诞日最为重要。此外,观音和地藏菩萨在汉地民间信仰颇盛,每逢传说中两菩萨的诞辰等节日,亦多举行佛事活动。

    文化 佛教自传人汉地以来,即与中士传统文化相结合,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及至隋唐时期,达到了高峰。其中,在绘画方面,历代著名画家大都精于画。如三国时吴曹不兴、晋顾恺之和卫协并称为汉地最初三大佛画家。梁张僧繇于天监中为武帝所建寺院作画极多,北齐曹仲达与唐吴道子的画质世称为“曹农出水”与“吴带当风”。特别是甘肃敦煌石窟壁画,集中地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艺术才华,为世界上现存最太的艺术宝库。唐代盛行变文,用以讲述佛经故事,讲时多配台图画(变相),对后世鼓词、弹词等说唱文学影响很大。在雕塑造像方面,有东汉的孔望山佛教摩崖刻像,自北魏起又有各种石刻、木雕、金镂、漆塑、浇铸等造像艺术,形式多样,气魄宏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风格,如敦煌、云冈、龙门石窟,均为世界文化之瑰宝。在建筑方面,历代佛教寺院不仅依照宫殿形式,而且多有发展,美轮美奂,为中国建筑艺术的精华。在音乐方面,相传陈思王曹植曾制鱼山梵呗,以后龟兹等地舞乐传人内地,逐渐形成了汉地特有的佛教音乐传统。此外,佛经的翻译和佛教的发展;对中国音韵学、翻译理论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自鸠摩罗什译《大品般若》以后,译场组织完密,迄至唐代益臻完善。宋代更有译经院之设,以宰辅为润文使,成为国家正式机构。此外,伴随佛教传人的医药、历算等知识也对中国这些学科的发展超过一些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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